严慧明天龙八部演的谁:事实胜于雄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我爱散文网 时间:2019/12/07 13:09:41

 

文章已经发表于《音乐研究》杂志2009年第3期(5月15日出版)

 

 

事实胜于雄辩

 

—— 一个音乐人对“藏文化毁灭论”的回应

 

田联韬

 

《音乐研究》编者按:自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文化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音乐文化事业在各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随着去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个别势力集团出于其政治意图,抛出了“藏文化毁灭论”等耸人论调。事实究竟怎样?作为学术期刊,我们特别约请两位长期深入藏区从事藏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学者,以他们自己数十年的切身感触,对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做一梳理。

 

 

    1993年6月,我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32届年会上,宣读了带去的论文《对中国藏族民俗音乐的考察研究》,播放了藏族民间音乐录音资料,放映了多幅在藏区实地拍摄的幻灯片。在进入正文之前,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和中国音乐家多年来在藏族地区从事田野工作的情况,叙述了我们考察的地区、时间、对象、目的与方法,并陈述了我们对藏族青年音乐家培养的情况,以及他们目前取得的业绩与成果。论文宣讲之后,不少西方学者上前来和我握手表示祝贺,其中一位年轻的德国柏林大学女研究生玛丽—露易丝·巴赫尔对我说:“你使大家感到吃惊,因为过去报纸登载的和我们听到的,都是说中国毁灭了藏族文化,但是从你的论文里却看到你们在保护藏族传统文化,在培养藏族青年音乐家……” 这些话使我意识到达赖集团在海外进行的歪曲宣传,已经在西方学术界造成了负面影响。不过当时我对这种宣传恶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事实胜于雄辩,这种歪曲事实的恶意宣传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我估计错了。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欧洲传递过程中受到的阻挠破坏,使我认识到相当数量的西方人士在达赖集团的宣传煽动下,几乎达到被洗脑的程度,他们偏听偏信、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了。

在反华、藏独的鼓噪声中,“中国毁灭了藏族文化”是达赖集团用来欺骗和煽动群众的主要伎俩。

中国真是毁灭了藏族文化吗?事实究竟如何?

本文将从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视角,结合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所了解的一系列事实来说明问题。

 

一、本人与藏族音乐有关的背景材料

我第一次进入藏区,接触到藏族康方言区的民间音乐,是在1952年冬季。当时是作为演出团体的乐器演奏员,随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的文艺演出队前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进行慰问演出。在那里,我第一次结识了藏族朋友和欣赏到丰富多彩的藏族民歌与歌舞音乐,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后来作为作曲者、音乐学者,从1975年至1998年的二十多年间,我曾先后6次前往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五个省区,从事藏族音乐的实地考察,对藏族的卫藏、安多、康三大方言区和嘉戎方言区的音乐生活以及传统音乐的各个品种进行了直接的采访、调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原生态的音乐资料。每次考察时间均约三四个月,6次在藏区考察的时间总和约近两年。在深入学习、研究藏族音乐之后,我以藏族音乐为素材创作了多首音乐作品,如大提琴曲《喜马拉雅随想曲》,歌曲《格桑拉》,电影音乐《第三女神》,舞蹈音乐《黄河之水天上来》、《织氆氇》等;发表了多篇有关藏族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的学术论文,如《藏族传统音乐》、《藏族民俗音乐考察研究》、《藏传佛教宗教乐舞“羌姆”音乐考察》、《藏族音乐与周边国家、民族的交流、融合》等。

作为高校作曲与音乐学专业的教师,从1960年至今的近五十年间,我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培养过数十名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作曲、音乐学人才,其中有多位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的藏族学生,如作曲家白登朗吉(西藏)、多杰仁宗(青海)、阿金(四川)、洛桑三旦(西藏)、扎西达杰(青海)、马阿鲁(西藏)、格来(西藏)、存有(甘肃,比利时)、索玛尼(西藏)、尼玛达瓦(西藏)、马交巴塔(青海,美国)等,民族音乐学家嘉雍群培(青海)、格桑曲杰(西藏)、白曲(西藏)等。目前他们分别在国内藏区或国外工作,都已在音乐创作或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多年来,我和这些藏族音乐家亦师亦友、感情深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我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各地藏区的音乐生活,关注着藏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以及藏族音乐人才的培养。

据以上本人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背景陈述,如果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境内藏族地区的音乐生活、传统音乐的传承与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有一定的发言权,应不属夸夸其谈吧?

涉及藏族音乐生活、藏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可谓方方面面,内容极多,非一篇短文所能容纳。本文想集中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藏族传统音乐的传承、研究与音乐创作,以及音乐专业人才培养与艺术教育机构建设这两个方面的实际情况。

二、藏族地区传统音乐的传承、研究和音乐创作

中国的藏族地区包括了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份中藏族人民聚居的地区,这些聚居地区多以藏族自治州或自治县为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49年底以前,除西藏外,其他藏族地区均已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1951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后,在西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其后的1964年,正式建立了西藏自治区,西藏从此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民族自治地方。

藏族是富有艺术创造力的民族,藏族的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丰富多彩,极具民族特色。千百年来流传于基层民间生活中的民间音乐,更是在卫藏、安多、康等三个方言区的城镇、农村、牧区的群众音乐生活中,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及多种多样的体裁与曲目而异彩纷呈。在藏族三大方言区有许多歌手、乐手、说唱艺人和民间藏戏团体存在,极受各地农牧民群众的欢迎。

但在专业音乐方面,1949年以前的藏族地区情况不容乐观,笔者以藏族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拉萨为例。处于政教合一农奴制度下的拉萨,当时仅有个别可以称为专业音乐艺术团体的机构,一个是直属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领导的布达拉宫噶尔乐舞组织(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和昌都的强巴林寺也有相同的乐舞组织);另一个也是噶厦下属的机构,是一支比较简陋的藏军军乐队。民间的音乐组织,一个是觉木隆藏戏戏班;另一个是曾活跃在拉萨市区,由民间艺人自发组成的音乐组织“囊玛吉都”(意为“苦乐与共的囊玛艺人组织”),但此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已逐渐式微。

当时的西藏没有建立专业的艺术院校,没有专业的音乐家从事音乐创作和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除了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①]等数位古代高僧大德留存在寺院经书库房的音乐理论著作之外,没有正式出版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音乐理论著作或音乐曲集。

其他省区的藏族地方,也都有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流传于社会生活中,许多地方有民间的和寺院所属的藏剧团体,有众多民间歌手和巡游说唱《格萨尔》的艺人。但在专业音乐方面,由于经济、文化、教育的局限,条件更不及西藏。

1950年起,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文工团的许多部队文艺工作者,和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陆续建立的“西藏歌舞团”等地方艺术机构的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全心全意地为边疆兄弟民族服务的观念,他们努力学习藏语藏文,深入民间学习和记录四川、西藏各地的藏族民间音乐,为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从曾在西藏工作二十多年的音乐家陈义根先生近年整理出来的西藏民歌的曲谱文稿中可见一斑。这部曲谱包括了20世纪50、60年代众多在西藏工作过的音乐家采集、记录的西藏民歌,曲目共1400余首,采录的地点覆盖西藏、四川多个地区,包括了多种民歌体裁与丰富的唱词内容。其中还包括了一些今天已经难以寻觅的曲目。要知道这些民歌是在没有现代录音设备的条件下,由采录者跋山涉水深入山村牧区,向藏族普通百姓、民间歌手求教,用口传心授的方法记录而得的宝贵资料。当年音乐家们为此耗费的心力与投入的劳作,今人怎能想象?!

我们应该记住那些曾长期在雪域高原为藏族音乐事业做出贡献的音乐家:罗念一、涂青华、李才生、陈义根、张谷密、常留柱、糜若如、孟新洋、黄银善、杜林、罗斌、潘光一、杜培仲,以及其他许多默默无闻的音乐家,他们是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藏族人民,为雪域高原音乐事业勤恳劳作的、杰出的文艺工作者。

除了进军西藏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外,早在1950至1952年,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②]的音乐家程途、黄庆和、蒋学谱、李书年、罗宗贤等,也在西康(今四川甘孜自治州与西藏昌都地区)、云南、青海、甘肃各地藏区采集了大量藏族民歌,并在1957年出版了《藏族民歌选》[③]。其后,云南的白族音乐家禾雨整理、出版了云南迪庆地区的藏族民歌集[④]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内地的音乐家彦克、毛继增前往西藏采访、收集藏族音乐。彦克在西藏军区文工团音乐家郭诚和藏族群众的协助下,在西藏收集了涵盖多种体裁、内容的藏族民间音乐,其后出版了《丰富多采的藏族歌舞》[⑤]与《藏族民歌舞曲选》[⑥]。毛继增重点调查和采集了拉萨最为流行的两种民间歌舞,在藏族民间歌手和藏族作者的协助下,完成并出版了《西藏民间歌舞——堆谐》(藏文、汉文)[⑦]与《西藏古典歌舞——囊玛》(藏文、汉文)[⑧]。这六部曲集是有史以来最早出版的、运用现代记谱法记录、保存了珍贵的藏族传统音乐资料的著作,并且书中还有关于藏族民间音乐的说明文字。有关囊玛、堆谐的两部专集,初次在采录工作中使用了录音机,保存了当时西藏杰出的民间歌手珍贵的演唱音响资料。出版的专著不但有较准确的记谱,有较深入的论述文字,而且记录了与音乐相配合的藏文原词与汉文译词,因而具有比较突出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20世纪60年代,四川的民族音乐学家杨羽健主持收集、整理了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歌,并正式出版了《藏族民间歌曲选》(藏文、汉文)[⑨] 云南音乐家舞蹈家协会整理出版了多种内部资料,包括记录了迪庆藏族自治州藏族民间音乐的曲集[⑩]。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也合编、出版了藏族民歌集[11]

藏族民间流传的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著名的长篇民间史诗之一。它由民间艺人传唱,极受广大藏族群众喜爱。《格萨尔》既是民间文学作品,又是一种有说有唱的曲艺音乐形式。早在60年代,青海省文化厅即已开始邀请民间演唱《格萨尔》的艺人,组织专业文艺工作者进行录音、记录、整理工作,取得不少成果。甘肃省西北民族学院的学者王沂暖也早已从事史诗《格萨尔》的研究工作。

20世纪50年代起,西藏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区的藏族自治州先后建立了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为当地群众服务。不少专业艺术团体吸收了当地出色的藏族民间艺人,请他们传授和表演藏族的传统艺术。例如:西藏歌舞团吸收了拉萨著名的民间歌手穷布珍、白玛夫妇[12];北京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吸收了康区优秀的热巴艺人欧米加参夫妇;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歌舞团吸收了出色的民间歌手久西草;拉萨的觉木隆藏剧团成为政府资助和管理的专业剧团,使剧团的艺人获得生活的保障,可以全力投入创造与表演。这些民间歌手、艺人在传承与推介藏族传统音乐、舞蹈和藏戏艺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促进群众的艺术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间,藏区各地陆续建立了自治区、专区、自治州级和县级的群众艺术馆或文化馆,负责组织民间的音乐活动与艺术汇演,推进了传统音乐艺术的保护和发展。

在此17年间,藏族传统音乐中的民间音乐,一直受到政府文化机构、演出团体和音乐家们的重视。许多内地去藏族地区工作的音乐家虚心向藏族群众和民间歌手学习,汲取民间艺术的精华,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音乐资料,编印了多种内部参考学习的藏族民间音乐曲集。在藏区工作的音乐家们,学习藏族音乐之后创作出不少具有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如歌曲《叫我们怎能不歌唱》、《在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北京有个金太阳》,歌舞音乐《逛新城》、《洗衣歌》、《丰收之夜》,电影音乐《农奴》,大型歌舞《翻身农奴向太阳》,笛子独奏曲《春到拉萨》等,都是民族风格鲜明、脍炙人口、在全国流传的作品。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在藏区从事音乐创作、研究工作的人员,大多是内地进藏的汉族或其他民族的音乐家。但从50年代初期起,藏区各地文化机构、演出单位即开始吸收藏族青年参加文艺工作,帮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同时不断选拔有才华的藏族青年进入内地的正规艺术院校学习。经过数年正规、严格的专业培养,这些藏族青年勤奋地学习,逐步掌握了音乐专业的创作与表演技能,提高了音乐理论水平。到60年代初期,藏族青年音乐家已逐步成熟,初期的代表性的人物有歌唱家才旦卓玛,作曲家白登朗吉、格桑达杰,民族音乐学家边多等。其后,优秀人才不断涌现,到60年代中后期,藏族青年音乐家逐年增多,藏区文艺单位藏族成员的数量也增加到较大比例。在各个文艺单位,藏族、汉族的音乐工作者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体现出民族团结的亲密关系。

当我们今天回顾这17年的工作历程,虽然我们对于植根于基层群众生活的民间音乐一直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音乐创作、演出实践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但由于认识的偏颇与局限,对于传统音乐中的藏传佛教音乐与宫廷乐舞音乐噶尔,未能充分认识其重要的文化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则是我们检讨往事时,感到不足的方面。

17年之后,1966至1976年的“文革”10年,是中国经历的一场政治噩梦,也是中国社会遭受的一场浩劫。在这一时期藏族和全中国各民族一样,传统文化遭受了巨大创伤。当时极左思潮泛滥,各民族的传统音乐都不同程度上遭受了遏制与破坏,许多民间艺人、作曲者和演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许多文艺作品被批判否定,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基本陷于停顿状态,文艺界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对于“文革”,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各族人民并不讳言“文革”的重大失误,及其对国家、对各民族造成的严重损失,而是吸取沉重的历史教训,继续前行 。

但即使在“文革”期间,许多藏族、汉族音乐家仍在力所能及地收集、学习和研究藏族民间音乐,为以后的创作、研究工作积累资料。“文革”后期的1972年,部分高等院校,如中央民族学院文艺系[13],即已再度开始少数民族艺术人才的培养工作。目前活跃于藏区各地的藏族音乐家,有不少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专业艺术院校学习后,逐渐成长起来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迅即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事业和音乐人才的培养工作,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近30多年来,藏族音乐事业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在藏族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方面,在音乐创作方面,以及艺术教育机构建立、音乐人才培养方面,更是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一)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方面

1. 民族音乐集成的收集、编撰、出版

1979年起,藏族分布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五个省区,在国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14]工作的统筹规划下,对藏族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噶尔,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收集、整理工作。历经20多年,各省区的音乐家跋山涉水,深入基层农村、山区、牧场,对藏区各地进行全面、深入的访问、采录,又经细致的整理、研究,先后完成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区的民歌、器乐、曲艺、戏曲、舞蹈等不同门类的集成卷。这些卷本内容极为丰富,每册都是一二百万字篇幅的巨著。

在五个省、区的各种卷本中,除西藏的卷本是以藏族音乐为主体内容之外,其他四个省区的各种集成卷本也包含有藏族与其他民族十分丰富的音乐、舞蹈资料。此项被誉为“中国文化长城”的各民族传统艺术集成的巨作,既有大量曲谱和文字论述,还有相对应的录音资料,全面地记录、保存了我国当代各民族的传统音乐的文化背景、艺术类别与艺术形态,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对于国内各民族的传统艺术所做的最为全面、最为深入的收集、整理工程,对它具有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2. 研究机构与刊物

在这30多年间,西藏自治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已建立了音乐研究机构——西藏艺术研究所。研究所集中了艺术研究人才,收集与研究西藏的各个传统艺术品种,承担各种集成的编撰任务,定期出版专业的学术刊物《西藏艺术研究》。此刊物创刊20多年以来,已发表了全国各个藏族地区众多音乐学者的藏族音乐研究论文,论文内容涉及藏族艺术的方方面面,大大推动了全国藏族音乐的理论研究工作。并且,西藏社科院与西藏大学承担了抢救史诗《格萨尔》的工作,30年来已记录、整理、出版了著名艺人扎巴、玉梅等格萨尔艺人演唱的多部卷本。

在其他藏族地区,如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区,也都建有艺术研究所,十分重视对藏族音乐进行考察、研究。这些省份所属的藏族自治州,也都建有群众艺术馆,不仅组织当地群众的文化艺术活动,还从事藏族音乐的收集、研究工作。青海省所属的艺术研究所,其研究对象以藏族艺术为主,承担了抢救史诗《格萨尔》的任务,已出版了多种《格萨尔》史诗的卷本。青海省音乐家协会出版的音乐刊物《牧笛》和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艺术研究刊物《艺苑求索》,都发表了不少藏族音乐的研究论文。甘肃省王沂暖等著名学者也在史诗《格萨尔》的收集、研究工作上取得突出的成绩。

3. 出版专著、曲集、论文、音像与音响制品

30多年来,除了上文所述多种大型的民族音乐集成卷之外,藏区和内地先后出版了多种有关藏族音乐研究的专著和曲集。例如西藏先后出版了《果谐》[15]、《供云噶尔》(藏文)[16]、《西藏民间文艺资料汇编》[17]、《西藏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文集》[18]、《当代西藏乐论》[19]、《目、耳、意之喜宴》(藏文)[20]、《西藏传统音乐集萃》(藏文、汉文)[21]、《西藏音乐史话》[22]、《西藏音乐史略》[23]、《八大传统藏戏》[24]、《藏戏与藏俗》[25]、《格桑啦》[26]、《圣地儿歌》(藏文)[27]、《西藏儿歌》(藏文)[28] 《西藏绝唱》(藏文、汉文、英文)[29]等;云南出版了《邦锦花开了》(汉文、藏文记音)[30]、《 心灵的面具---藏密仪式表演的实地考察》[31]、《神龙热巴》(藏文、汉文)等;青海出版了《西海乐论》[32]、《人神共舞》[33]、《黄南州藏戏》[34]、《果洛藏族民歌选》(藏文、汉文)[35]等;甘肃出版了《(甘南)藏族民间歌曲选》(藏文、汉文)[36]、《(甘南)藏戏音乐选》(藏文、汉文)[37]、《藏族独特的艺术》[38]等;四川出版了《四川藏戏》[39]、《巴塘弦子》[40]、《中华舞蹈志四川卷》[41]、《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42]、《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43]、《四川省嘉戎地区藏戏问题研讨会资料汇编》[44]等;北京出版了《藏戏故事集》[45]、《音乐论》(藏文)[46]、《雪域热巴》(藏文、汉文)[47]、《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48]《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49]、《藏族传统乐器扎年研究》(藏文、汉文)[50]、《少数民族乐器志》[51]、《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52]、《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门巴族、珞巴族)[53]等。

藏区所在的五个省、区所整理、出版的《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卷本里,均包含有藏传佛教音乐的研究文字与音乐曲谱。作曲家觉嘎于2005 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藏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是一部对于藏族传统音乐本体形态做出精细分析的专著,被国家教育部评为2006年度的优秀博士论文。青海省音乐家多杰仁宗(藏族)、满当烈(蒙古族)、晁元清、王玫经多年深入考察,完成的专著《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青海省藏传佛教音乐,在学术上达到相当深度的专著,将在近期出版。此外,藏族音乐学家嘉雍群培博士和格桑曲杰博士完成的博士论文《藏传佛教密宗“死亡修行”仪式音乐》与《西藏佛教仪式音乐研究》,都是材料丰富、论据严密、富有学术创见的优秀论著。其中,格桑曲杰的博士论文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深入地研究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音乐的论著,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著作。

关于30年来在各种刊物上或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有关藏族传统音乐研究的论文,数量甚多,难于做出精确的统计。据笔者的手头材料,这些学术论文的选题涵盖了五个省区的藏族传统音乐的方方面面,对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都有较深入的论述,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藏传佛教仪式音乐已受到音乐界特殊的关注。中国的音乐家从80年代初期起,即开始对各地藏传佛教寺院进行比较深入的访问、调查,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藏传佛教音乐的论文,如《藏族宗教音乐初探》、《西藏的佛教音乐》、《藏传佛教乐谱体系》、《桑耶寺羌姆渊源考》、《藏传佛教寺院铜号鼓钹乐队》、《中国青海藏传佛教寺院诵经音乐》、《论喇嘛教及其音乐在纳西文化背景中的历史与地位》、《藏传佛教乐舞中的中原文化》、《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拉卜楞寺法事音乐初探》、《西藏大昭寺古乐器考释》、《藏传佛教宗教乐舞羌姆音乐考察》、《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旋律乐器加林和铜钦》、《“莱青”辨释——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的蒙古化现象探析》、《塔尔寺羌姆音乐舞蹈形态调查》、《青海藏传佛教寺院乐器符号乐谱研究》、《论中国云南藏传佛教的区域流布及音乐传承》[54]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藏区各地即开始出版各种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盒式录音磁带,90年代开始出现各种音响制品CD和音像制品VCD,目前的音像制品已升格为DVD形式,品种、数量极多,内容更为广泛。民族传统音乐方面,出版品种、数量最多的,相对集中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歌舞音乐和民歌上,如堆谐、囊玛、弦子(康谐)、锅庄(果卓)、拉伊(山歌)等 。有关藏传佛教音乐的音响音像制品的数量和品种也大有增加。在众多音响制品中,应该着重提出毛继增主持完成的西藏传统音乐系列音响制品《西藏音乐纪实》(六盘)与《世界屋脊的音乐》(四盘)。毛继增为保存西藏传统音乐的精华,曾多次前往西藏各地调查、采录,精选了西藏传统音乐各种类别的代表性曲目,制作、出版了系列CD光盘。《西藏音乐纪实》在台湾出版,其中的《西藏歌舞音乐》专辑,1995年获台湾新闻局颁发的“金鼎奖”。《世界屋脊的音乐》在大陆出版,获新闻出版署、中国音像协会颁发的文艺作品选题奖。

4. 藏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1)民间音乐

藏区各地的各种民间音乐一直是群众热爱的艺术形式,自古以来广泛流传于各地群众的社会生活中。在藏族地区有许多杰出的民间艺人、歌手、乐手,他们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与尊敬。如:藏戏艺人扎西顿珠、门珠布·土登杰布、阿玛拉巴(女)等;格萨尔艺人扎巴、玉梅(女)、桑珠、格日坚参等;优秀的民间歌手穷布珍(女)、安妮(女)、次仁塔决(女)、久西草(女)等;热巴艺人罗布占堆;牛角胡琴手钦知布、陈安民;鹰骨笛演奏者才让当周等。他们对于藏族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弘扬,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地群众中享有盛誉,他们也经常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关心与支持。如今,上述艺人中的年老艺人有的已经去世,如藏戏艺人扎西顿珠、格萨尔艺人扎巴老人、民间歌手穷布珍等,他们生前都热心地传承了自己掌握的传统艺术。

近年,政府加强对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先后颁布了第一、二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定了切实的保护措施,并从全国各地遴选出优秀的民间艺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各省区也确定了省级的文化遗产和传承人名录,由政府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西藏与其他藏区的多种传统音乐品种,包括民歌、歌舞音乐、藏戏、宗教音乐、宫廷乐舞噶尔等许多歌种、乐种,都已被列入保护名录。[55]因此,藏族地区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正处于良性发展阶段。

(2)宗教音乐

 近30多年来,政府切实地执行了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保护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部分“文革”时期被损毁的寺院得到重建或修缮;宗教生活、宗教仪式和宗教音乐在各地藏传佛教寺院中已经得到恢复。

专业音乐界从80年代开始对藏传佛教音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采集、研究工作,已取得较大进展。除前文所述有关藏传佛教音乐的研究专著博士论文外,历年发表的专题论文数量与质量也逐步提高,已经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中国的音乐学者多次在国内外以及港台地区的学术会议上,宣读有关藏传佛教音乐的研究论文。各地藏传佛教寺院,如甘肃的拉卜楞寺、四川的觉囊寺等,已多次在内地一些城市(如北京等)公开展示寺院的宗教音乐,增进了内地广大群众对藏传佛教艺术的了解,获得很高评价。   

(3)宫廷音乐

流传于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和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等地,主要为宗教上层和高级官员阶层服务的噶尔乐舞,属于西藏的宫廷乐舞。在1959年达赖喇嘛逃亡国外后,曾停顿活动多年。1982年,在拉萨市政府的领导下,由拉萨市群众艺术馆主持,邀请原任噶尔本(噶尔乐舞官)的巴桑顿珠先生和3位原噶尔艺人具体负责抢救噶尔乐舞的工作:招募了小演员15人,加以严格训练;整理了噶尔的音乐曲目,排练了噶尔舞蹈,并全部做了录音、录像及文字、乐谱的记录;之后由拉萨市群众艺术馆整理出版了《供云噶尔》[56]一书,书中有文字说明材料和噶尔曲谱58首,以及乐舞表演和乐器演奏的图像、照片等,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1985年,噶尔本巴桑顿珠曾赴印度探亲,在拉达克地方收集到有关噶尔乐舞的重要古代文献《目、耳、意之喜宴》的手抄本。此书成书于17世纪,书中有珍贵的古代噶尔乐舞的文字谱及有关论述,现已于1991年整理出版。[57]其后,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更堆培杰教授对此书中的文字谱潜心研究,加以破译,组织演奏,并发表了研究论文。

1987年,噶尔本巴桑顿珠曾参加“中国西藏音乐艺术团”,出访英国,在伦敦伊丽莎白宫献艺。七旬高龄的噶尔本巴桑顿珠亲自登台表演了噶尔乐舞的精彩节目,优美、典雅的藏族古典音乐艺术,受到观众高度赞赏。

(二)音乐创作方面

30多年,藏族作曲家已经成长为西藏和其他各个藏区的创作主力,他们在“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方面都推出了优秀的音乐作品。许多作曲家熟练地掌握了作曲技巧,作品的内容丰富多样,体裁形式的范围也比以前大大扩展,除了保持声乐作品和舞蹈音乐创作的传统优势外,还创作了不少器乐的独奏、合奏、重奏作品,以及大型管弦乐队的交响性作品。有的作曲家还通过运用传统音乐元素或现代作曲技法的不同途径,在艺术创新方面做了有意义的尝试。以下分别介绍藏区各地创作的音乐作品。

西藏的音乐作品中,声乐作品有:歌曲《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我的家乡好》、《春风在心中荡漾》、《珞巴展翅飞翔》、《祖国的西藏》、《咱们西藏》、《昨天的太阳》、《向往雄鹰》、《香巴拉并不遥远》、《祝福祖国》、《我心中的恋人》、《雪山草原的祝福》,混声合唱《希望之歌》,及根据藏戏音乐编创的大合唱等。

器乐作品有:笛子曲《夏尔巴舞曲》、《奔驰》、《欢乐的牧场》,二胡独奏曲《弦子舞曲》、《思恋》,瑞木琴独奏《瑞米妙音》,钢琴独奏曲《圣湖的传说》,钢琴组曲《西藏民歌主题小曲七首》,大提琴独奏曲《忆》,单簧管独奏曲《随想曲》,弦乐四重奏《卓·谐》、《赞歌》、《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弦乐四重奏》,室内乐九重奏《无题》,室内乐《轮回》、《迎送鼓乐》等。

交响音乐、管弦乐作品有:《废墟》、《图腾断想》、《吉隆山谷》、《欢歌起舞》、《夏尔巴春舞》、《1904年江孜宗山风云》、《壁画的独白》、《洁》、《春诗》、《向往西藏》、《故乡》、《朗萨文波》、《谛辩》、《集廓》等,管弦乐组曲《兰色的雅鲁藏布江》、《月光》、《如诗的高处》,以及大型电子音乐作品《雅鲁藏布》等。

民族管弦乐作品有:《雪域天音》、《雍仲音画》、《望果节》、《阿吉拉姆》、《节日之夜》等,以及大型藏族宗教器乐多乐章的合奏曲《吉祥九重天》与《雪域大法会》。

《吉祥九重天》与《雪域大法会》是充分吸收和发挥了藏传佛教宗教音乐元素,并全部使用寺院乐器演奏的大型乐曲,极具地域色彩与民族特色。《吉祥九重天》获“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单乐章优秀作品奖,以及挖掘整理民族传统音乐成果奖,并两度获拉萨市“圣地文学艺术奖”;《雪域大法会》在国内外演出后亦获高度评价,在第27届亚洲――太平洋地区广播联盟大会上参评,荣获“亚洲文化广播基金奖”。其后又获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大奖。

舞蹈音乐有:《欢腾的麦场》、《昌都锅庄》、《林卡欢舞》、《日月山》、《朗玛》、《雪域艺海随想》、《宣》、《查仓拉》、《飞快的脚步》、《珞巴刀舞》、《韵》、《腾飞的西藏》、《藏南鼓舞》,以及舞剧音乐《热巴情》等众多作品。

近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大雁颂》与《珠穆朗玛》,以风格浓郁、场面恢宏、内容丰富、构思新颖而轰动京城,获得国家级褒奖。

影视音乐有:电影《女活佛》、《松赞干布》、《弹起我的扎念琴》,电影风光片《雪域秋曲》,纪录片《喜马拉雅山——山谷》,电视连续剧《格萨尔》,藏戏电视连续剧《朗萨雯波》,电视音乐《高原苹果香》、《班禅大师生命的最后时刻》、《雪域春曲》、《西藏艺术》,电视专题片《扎什伦布寺的佛光》等。

戏剧音乐有:大型歌剧《魂系高原》与话剧《班禅东行》的配曲。

其他藏族地区也在音乐创作方面取得不少成果。

青海省的藏族音乐作品,声乐作品有:歌曲《我们青海》、《青海人》、《牛背摇篮》、《黑帐篷》、《江河源之歌》、《西海唱晚》、《昆仑一棵松》、《雪山情》、《欢迎你远方的客人》、《思念母亲的歌》,歌曲弹唱《恩惠》、《扎西颂》,无伴奏合唱组歌《雪山恋——仓央嘉措情歌四首》、《桑吉拉姆》、《走出喜马拉雅》等。

器乐作品有交响诗:《山歌的故事》、《雪山》、《祭海》,交响组诗《高原》,管弦乐《安多舞曲》、《雪域》,琵琶独奏曲《家乡盛会》,双簧管独奏曲《高原春色》,笛子独奏曲《玉树草原之春》等。

舞蹈音乐有:《美酒》、《草原的花朵》、《出征》、《美酒》、《送茶》、《草原的花朵》、《归来》、《七彩江河源》、《德吉梅朵》、《复苏之歌》、《扎西龙鼓》、《草原之春》、《龙腾西海》,大型歌舞《高天厚土》,民族服饰歌舞《唐蕃古道》,以格萨尔为题材的大型歌舞剧《霍岭之战》,舞剧《佛土圣族》、《七彩鸟》、《玛哈德娃》等。

民族戏曲音乐有:安多藏戏《意乐仙女》、《诺桑王子》、《藏王的使者》和现代剧目藏戏《金色的黎明》等。

此外还有电视剧音乐《魂归可可西里》,电视片《遥远的唐古拉》等。

四川省藏族音乐作品有: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请把贡嘎记心间》、《美丽的康定溜溜的城》、《曲羌拉》、《毛主席派来的好门巴》、《心里的话儿》、《牧羊山歌》、《种青稞哟收青稞》、《雪山上的雄鹰》、《打青稞》、《亚亚几索》、《愉快的姑娘》、《嘉绒姑娘》、《心愿》、《情满酒歌》、《吉祥谣》、《神奇的九寨》、《康巴汉子》等。

器乐曲《山寨风情》、《林卡之声》、《金色的草原》、《家乡的歌》,民族器乐曲《孔雀戏水》等。

舞蹈音乐《九步吉祥》、《草原情》、《阿西嘎》、《布姆泽仁措姆》、《嘉绒姑娘》、《欢乐的山寨》、《布谷声声》、《婚礼》、《雪域魂》、《铠甲舞》、《欢乐的青年》,大型风情歌舞《康定情歌的故乡》等。以及歌剧《金马之歌》,电视音乐《阿坝漫行》、《雪山乡情》等。

甘肃省藏族音乐作品有:舞蹈音乐《牧狮》、《深林情歌》,藏族古典神话舞剧《顿月顿珠》,大型风情歌舞《五彩的旋律》等,以及新编藏戏历史剧《雍奴达美》。

云南省藏族音乐作品有:歌曲《太阳不能忘,月亮不能忘》、《七十根蜡烛,五十六朵花》、《这里也是你家乡》、《洁白的哈达》、《在我心中的花园里》、《为腾飞的高原献力量》等。

舞蹈音乐《月夜》、《黑帽舞》、《大山的脚步》、《尼西情舞》、《欢乐的热巴》等,以及器乐曲《弦子舞曲》等。

北京的作曲家张小夫应邀创作的交响诗篇《雅鲁藏布》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新作品。作曲家巧妙地运用了三种富有表现力的元素,即信息时代的电子音乐、工业时代的管弦乐和农牧业时代的民间传统音乐(人声原唱)。意图通过音乐体现藏族的母亲河——雅鲁藏布江所孕育的民族文化,再现雅鲁藏布江所哺育的儿女们的生活与感情。从作曲技法和创作元素来看,这首作品可以说是最传统与最现代的结合。此外,歌曲《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天路》等内地作曲家的创作,也是吸收了藏族音乐元素、内容健康的成功之作。

以上所列音乐作品,仅是各地区作品的一部分,其中绝大部分曲目是由藏族作曲家创作的。这些作品是以藏族传统音乐为基础加以发展的新创造,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

三、藏族音乐人才的培养与艺术院校的建立

传统文化的传承应包括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民间群众生活中的自然传承。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大都是依靠民间的自然传承而保存至今的,它保持着鲜活生动的生活气息与动人的艺术魅力。另一途径是文艺工作者的专业传承与创新发展。音乐界对于传统音乐的传承活动,表现为专业化的收集、整理与学术性的分析研究,以及以传统音乐为基础的新的音乐创作。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以上两种传承方式是互补性的,缺一不可。

进行专业传承的前提是培养专业的创作、研究、教学人才,特别是培养本民族的专业人才。而人才培养的长远性、根本性的工作是逐步建立本土的、高水平的艺术教育机构,培养出具有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1.艺术教育机构的建立

经过30多年教学工作的积累,西藏已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中等和高等的专业艺术教育机构。目前,藏区的高等专业艺术教育机构是建于拉萨的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其前身是始建于1975年的西藏师范学院文艺体育系,1985年成立西藏大学艺术系,2004年正式成立西藏大学艺术学院。西藏艺术学校是西藏的中等艺术教育机构,创建于1979年,1999年并入西藏大学艺术系,现属西藏大学艺术学院。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已建立了以藏族教师为主体的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为西藏各地培养了众多中级、高级艺术人才。自艺术学院和艺术学校毕业的作曲家觉嘎、美朗多吉,音乐学家更堆培杰,歌唱家格桑曲珍、丹增、巴桑等,已在我国音乐界颇具影响。

其他藏族地区虽未建立专业的艺术院校,但许多省份的藏族自治州也建立了中等或高等师范学校,如四川甘孜州、阿坝州建有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民族师范学校,云南迪庆州和甘肃甘南州建有中等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多设有与音乐有关的系科,也培养了不少藏族音乐人才,如著名的藏族流行歌手容中尔甲,即毕业于四川阿坝州马尔康民族师范专科学校。

西藏和其他藏区过去培养艺术人才的方式主要依靠外派,近年已经逐步转变为外派与本土培养并举的方式。

2. 音乐专业人才的培养

专业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培养、训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而音乐专业又是一种技术性比较强的专业,培养合格的表演、作曲、理论人才,需要经过多年严格的训练,方能掌握基本技能,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由于藏区过去缺少本民族艺术专业人才的积累,因此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在藏区从事音乐创作、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员,大多是内地进藏的汉族或其他民族的音乐家。但从50、60年代起,藏族地区各级专业文艺表演团体一直注重自身的建设和民族人才的培养,各地艺术团体都吸收了不少音乐素质较好的藏族青年,分别选送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成都等地的音乐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培训、深造。他们毕业后返回家乡工作,逐渐形成了一支以藏族为主体的,包括多民族成员的音乐家群体。20世纪60年代前期,有代表性的藏族音乐家是歌唱家才旦卓玛,她受教于上海音乐学院,成名于1964年在北京上演的大型歌舞《东方红》。她的演唱生涯长盛不衰,影响遍及国内外。著名的作曲家白登朗吉、格桑达杰,民族音乐学家边多,分别受教于中央民族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他们在60年代前期完成大学音乐专业的学业后,在西藏开始专业创作和研究活动,迅即发挥了本土作者的优势。但当时藏族的高层次音乐专业人才数量尚少。

20世纪60 年代中期,西藏和四川、青海的藏族地区又选派了一批藏族少年到内地院校,接受音乐专业的基础教育,分别学习各种乐器,当时他们还是十二三岁稚嫩的青少年。其后他们在工作中继续进修学习,向不同的专业方向发展,不断提高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其中的许多人如:阿金、欧珠、格桑曲杰、多杰仁宗、格来、强巴扎西、次旦、马马伊巴、格桑罗布、泽多、白曲等,后来都成为藏区乐坛上的中坚力量;作曲家阿金、多杰仁宗、格来创作了多首优秀音乐作品,并多次获奖;欧珠成为西藏第一代专业的管弦乐队指挥;格曲长期深入民间,进行田野工作,在民族音乐研究方面深有造诣,发表了多篇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论文,作为主编完成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西藏卷》与《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卷》的编撰、出版工作,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取得音乐学博士学位。

20世纪80 年代以来,藏族音乐人才更如雨后春笋,相继脱颖而出。杰出的代表人物有:歌唱家德西美朵、宗庸卓玛、格桑曲珍、益西卓玛、顿珠次仁、丹增、次仁多吉、索朗旺姆、巴桑等,作曲家洛桑三旦、扎西达杰、格来、更嘎才旦、边洛、扎西次旺、美朗多吉、觉嘎等,指挥家边巴,音乐学家嘉雍群培、更堆培杰等,流行歌手韩红、亚东、容中尔甲等。

以上列举的德西美朵、宗庸卓玛等众多歌唱家,是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藏族声乐家,他们的演唱极具民族特色,音乐优美动人,深受各民族群众欢迎。其中,男高音歌唱家次仁多吉多次受邀担任欧美歌剧院演出中的主角,其演唱音色纯正,富有表现力,颇受好评。

以洛桑三旦、更嘎才旦、扎西达杰、边洛、扎西次旺、觉嘎等为代表的藏族作曲家群体,创作了众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其中,洛桑三旦等创作的以藏传佛教乐器演奏的大型器乐组曲《吉祥九重天》,是国内外首次汲取藏传佛教宗教音乐元素并使用寺院宗教乐器演奏的器乐新创作,在中国音乐界获得高度评价。另外,他编写的藏戏大合唱也具有创新意义。青年作曲家边洛、觉嘎在创作中追求创新,吸取了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他们的管弦乐作品《洁》与《缔辨》、《集廓》,对于藏族音乐的创新做了有益的尝试。觉嘎的博士学位作品大型民族管弦乐《阿吉拉姆》,是根据藏戏音乐创作的新作品,曾在新加坡等地演出,受到好评。青年作曲家扎西次旺的作品以风格鲜明、特色浓郁著称,他的管弦乐新作品《吉隆山谷》、《欢歌起舞》、《夏尔巴春舞》,曾于2008年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全国交响乐展演中获得赞誉。

民族音乐学家嘉雍群培,通过多年的自学、实践、进修,已取得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学位。他发表了多篇有见地的藏族音乐论文,出版多部专著,他与格桑曲杰共同完成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西藏卷》的编撰、出版工作。目前已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西藏大学的民族音乐学家更堆培杰教授,多年致力于宫廷乐舞噶尔的古代文献《目、耳、意之喜宴》中的文字谱的研究、破译,在西藏古代音乐文献研究工作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作曲家扎西达杰除创作了多首优秀的音乐作品外,还在指挥与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是一位多面手的音乐家,他对藏族史诗《格萨尔》说唱音乐和藏传佛教寺院“央伊”乐谱的收集、研究工作引领全国学界之先。

著名的藏族流行歌手韩红、亚东、容中尔甲等,是目前我国流行音乐界的当红歌星。女歌手韩红是生长于汉族地区的藏族青年歌手,演唱富有个性,她的受众最初主要在内地,但她近年演唱、创作的歌曲逐步增添了民族元素,在藏族地区也受到欢迎。男歌手亚东与容中尔甲分别成长于康区和嘉戎地区,二人的演唱各具性格特色,演唱的音乐中富含民族元素,在中国各民族青年听众中人气极高,在藏族地区尤为受欢迎。此外,“高原红”等几个女声演唱组合,曲目多改编自藏族音乐,表演时尚而活泼,在内地和藏区演出也深受欢迎。甘肃甘南州的医生华尔贡,影响虽然不及以上歌手,但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在藏区以扎年琴弹唱著称,他的演唱朴实、抒情,录制、出版的音乐磁带当年曾热销于藏族分布的甘肃、四川、青海等广大地区。华尔贡是一位开启了藏族流行音乐之门的业余音乐家。

分布于西藏和其他各藏族地区的藏族音乐家迅速成长,老中青三代音乐家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以下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藏族音乐家名录。

歌唱家:才旦卓玛(女)、德西美朵(女)、宗庸卓玛(女)、雍西(女)、达珍(女)、仓决卓玛(女)、关觉玛(女)、格桑曲珍(女)、益西卓玛(女)、顿珠次仁、丹增、次仁多吉、索朗旺姆(女)、巴桑(女)、拉姆措(女)、阿英(女)、吉香(女)、益呷(女)泽仁有真、卓妮(女)、泽旺多吉、德乾旺姆(女)等。

作曲家:白登朗吉、格桑达杰、边多[58]、阿金、洛桑三旦、多杰仁宗、扎西达杰[59]、格来、边洛、扎西次旺、美朗多吉、更嘎才旦、强巴尊珠、马阿鲁、代尕、江嘎(李光德)、索马尼、格桑罗布、丹巴、达瓦、杨飞、存有(才让当周)、其米多吉、桑德、马交巴塔等。

音乐学家:噶尔本巴桑顿珠、雪康·索囊塔杰、边多、格桑曲杰、嘉雍群培、彭措青绕、更堆培杰、钟忠、旦木秋、扎西达杰、马阿鲁、白曲(女)等。

指挥家:欧珠多吉、扎西达杰、边巴等。

器乐演奏家:强巴扎西(小提琴)、次丹(笛子)、美朗多吉(二胡)、马马伊巴(大提琴)、泽多(二胡)等。

曲艺表演艺术家:土登。

民间格萨尔艺人:扎巴、玉梅(女)、阿旺嘉措、桑珠、昂仁、次仁多杰、才让旺堆、格日坚参、卡德·狄穷·洛曲、卓玛拉措(女)、阿尼、嘎藏哲华、次仁群宗(女)等。

流行歌手、乐手:韩红、亚东、容中尔甲、华尔贡、阿勇泽让、琼雪卓玛等,以及“高原红”、“哈玛拉”、“阿佳”、“央姐玛”等演唱组合,“天杵”乐队等。

以上名录由本人拟订,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请大家补充、指正。

 

本文简要地陈述了本人所直接了解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藏族地区音乐生活中对于藏族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传承与音乐创作的情况,以及音乐教育机构建立与音乐人才培养的情况。虽然还未能涵盖中国藏区的音乐生活和藏族音乐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已包含了它的主要领域。我希望这些材料能够有助于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

西方的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十分强调田野工作(即实地考察)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西方许多大学对于民族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提出明确的要求:论文写作必须建立在田野工作(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据此原则,当达赖集团声称“中国毁灭藏族文化”时,一向强调科学、客观地对待一切事物的西方人士们,你们是否应该在赞同达赖集团论调之前,对事情的真相做一番田野工作,做一些实际的调查了解呢?正确的判断与结论应该产生于客观的、慎重的调查、分析之后。当你们了解并核实我在本文中提供的、有关藏族音乐文化的一系列事实之后,你们还会赞同达赖集团所声称的“臧文化毁灭论”吗?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



[①]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公元13世纪南宋时期藏传佛教萨迦派宗师,为元代的统一大业做出重大贡献。曾著有音乐理论著作《音乐论》(藏语“瑞米丹觉”)。

[②] 战斗文工团当时设在重庆市。

[③] 黄庆和、程途《藏族民歌选》,北京:音乐出版社1957年版。

[④] 禾雨《金花献给毛主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⑤] 彦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

[⑥] 彦克,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⑦] 音乐研究所编,毛继增等,音乐出版社1959年版。

[⑧] 音乐研究所编,毛继增等,音乐出版社1960年版。

[⑨]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⑩]  当时云南音乐家舞蹈家协会陆续编辑、油印、出版了多个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曲集。

[11] 《哈达献给毛主席》,音乐出版社1959年版。

[12] 1959至1960年,穷布珍夫妇曾应北京舞蹈学校和中央民族学院文艺系邀请,来京教授藏族舞蹈与民歌。

[13] 初为文艺系,后改为艺术系,现分别建立了音乐学院、舞蹈学院、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亦于90年代改为中央民族大学。

[14] “文艺集成”的整体共包括民间歌曲、民族民间器乐曲、戏曲志、戏曲音乐、曲艺志、曲艺音乐、民族民间舞蹈、民间歌谣、民间谚语、民间故事等,共10种。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均分别出版了这10种卷本。

[15] 陈义根,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 拉萨市文化局、拉萨市群众艺术馆编,(内部出版)1985年。

[17] 西藏群众艺术馆编,(内部出版)1980年。

[18] 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编,(内部出版)1989年。

[19] 边多,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 17世纪西藏摄政王第司·桑结嘉措主持编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1] 田联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 边多《西藏音乐史话》,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 更堆培杰《西藏音乐史略》,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4] 西藏群众艺术馆编,(内部出版)1985年。

[25] 刘志群《藏戏与藏俗》,西藏人民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

[26] 西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8年。

[27] 马阿鲁、次仁顿珠、旺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28] 扎拉·达瓦桑布、达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9]  杨红建,西藏音像出版社1995年版。

[30] (云南)德钦县民歌搜集小组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1] 郭净,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32] 张谷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3] 马盛德、曹娅丽,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34] 曹娅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35] 青海省果洛州群艺馆,卓玛措、周协邦等编,(内部出版)1984年。

[36]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化局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7]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化局编(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38] 尕藏才旦,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39] 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40] 益西嘉措、桑登却批、益希旦增等收集整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41] 林堃主编,成都: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

[42]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编,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

[43] 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编,巴蜀书社1991年版。

[44] 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辑部编,(内部出版)1993年。

[45] 王尧,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6]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等,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47] 欧米加参主编,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48] 杨恩洪,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

[49] 杨恩洪,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0] 觉嘎,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51] 袁炳昌、毛继增主编,北京:世界出版社1985年版。

[52] 殷海山、李耀宗等主编,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53] 关东升主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54] 以上列举的藏传佛教音乐研究论文,皆已正式发表于学术刊物或学术论文集中。

[55] 详见中国文化部2006、2008年公布的第一、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名录。

[56] 拉萨市文化局、拉萨市群众艺术馆,(内部出版)1985年。

[57] 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58] 边多是从事过多种专业方向,如演奏、作曲、民族音乐学等,并多有建树的西藏藏族音乐家。

[59] 扎西达杰是兼顾作曲、指挥、民族音乐学的青海藏族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