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泰州律师:“一大”主席为何非李大钊或陈独秀 而是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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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一大”主席为何非李大钊或陈独秀 而是张国焘? 2010年09月21日 08:49 凤凰网历史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核心提示:“一大”代表名单可以反映出很多的历史信息,例如,北大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策源地之一,新旧思潮斗争最激烈的两湖地区将成为中国革命人才的主要荟萃地,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一条先进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这个名单也留下一些历史的遗憾。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拓荒者,他们像辛苦的农夫,披荆斩棘,荜路蓝缕,播下种子,等到嫩苗出土时,他们却不在跟前。长期以来,人们对南陈北李不约而同地缺席“一大”感到蹊跷:这是为什么?

张国焘(来源:资料图)

李大钊(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张国焘的这一生》,作者:少华,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在逃亡的骡车上,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成立,最初的成员只有三位: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

1920年2月,中国政坛上悄悄地发生了“南陈北李、相约组党”的重大事件。又是这两颗飞速旋转的巨星将张国焘吸收到组建共产党的磁轨上来。

这年2月8日,李大钊接到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称他将于9日从武汉抵北京。李大钊请一位学生给陈独秀的家人捎话。这位学生回来报告,箭杆胡同陈寓周围有大批便衣特务埋伏。据他打听的消息,另有大批警察守候在车站,准备以宣传“过激思想”的罪名重新逮捕陈独秀。

李大钊把《新青年》的编辑高一涵、北大教授王星拱和几个进步学生找到家里,商议了半天。

第二天,北京车站。陈独秀刚一下车,就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截住。“陈先生,李先生要你跟我走。”陈独秀跟着学生来到王星拱教授家,李大钊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

李大钊说:“仲甫,看来北京你是呆不下去了,再让他们逮住了,恐怕就出不来了,得到外面避避风头。”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到上海去。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离开虎口?”陈独秀有些犯难,大家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

“一涵,鲁迅不是老笑话我不像教授像掌柜吗?”李大钊问。

“他还说,你这种长相的掌柜,在南方找不到,但在北京的旧书店或笺纸店里一抓一串。”这个笑话《新青年》编辑部谁都知道。

“既然我装掌柜不用化装,就由我来送仲甫吧。”

第三天清晨,李大钊赶着一辆骡车,载着陈独秀缓缓地驶出北京朝阳门。沿途,关卡重重,他们几次被警察和侦缉队的便衣拦住,总是李大钊出来应付。一副金丝眼镜,两抹八字须,穿一身皮袍,再加上纯正的京腔京韵,几本厚厚的账册,一望便知他是如假包换的京城商人。陈独秀的打扮也绝,纯粹土财主的形象,暗花缎面背心油光发亮,一顶毡帽扣在头上,遮住了半边脸。他们称自己是到天津收租去的,骗过了一路上的警察,安全抵达天津,然后陈独秀乘海轮前往上海。

在路上,李大钊提议:“仲甫,在中国仅靠单枪匹马难以干成大事,我们要学俄国的样子,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好啊。我以前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但Bolshevism式的政党是为全社会谋幸福的,我同意。”陈独秀表示赞同。

两人相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同时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廖廖几句话,酝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变。这辆骡车的对话,被历史学家形象称之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2月中旬,许德珩来找张国焘:“特立,走,我们一起去给仲甫先生找住处。”

“陈先生到上海了?”张国焘惊讶地问道。

经过他们张罗,陈独秀住进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里是柏文蔚的公馆。柏文蔚,民国初年官至安徽都督,陈独秀曾给他当过秘书长。这时,柏文蔚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去了,陈独秀正好住进柏公馆。

到上海后,陈独秀频繁约见各方人士,与李汉俊、沈玄庐以及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商量筹建俄式政党的事宜。他说:“中国只有实行彻底革命才能推翻军阀,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成功的可能,只有组建自己的政党才有力量。”这番话说服了包括张国焘在内的许多激进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

1920年5月初,张国焘辞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总干事之职,重返北京。第二天,他去看望李大钊,叙述了自己在上海的各种经历,慨叹地说:“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

李大钊特别关心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情形以及上海方面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近况。张国焘一一作了介绍。在谈话中,张国焘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一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当即向李大钊提出加入这个组织。李大钊欣然同意。

此后一段时间,张国焘经常和李大钊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保持密切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张国焘曾用热烈的笔触追述道: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他负招待之责。1920年,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①。

正是由于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又由于图书楼涂着红色,这里被师生们称为“红楼”。

张国焘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红楼里。他贪婪地阅读着社会主义的书籍,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外,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的书籍也有过一些涉猎。

中国进步青年热切地追寻着欧洲共产党的足迹,共产国际也密切地注视着东方睡狮的苏醒,希望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能诞生共产党组织。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中国,闹出了很多笑话。在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受到潮水般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当他们弄清楚江亢虎的主张是“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时,只好沮丧地踢开这个冒牌货,重新寻找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920年夏,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受命带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在莫斯科,列宁当面交给他三个任务,最重要的一个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他到中国首先找到李大钊和张国焘。

在红楼,维经斯基与李大钊谈得非常融洽。随后,他们将谈话范围扩大到张国焘、邓中夏等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维经斯基是个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口才很好,通晓俄、英、德三国语言,可以用英文同大家直接对话。他全面介绍了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生动地描绘了新型社会主义的轮廓,令李大钊和他的学生热血沸腾。

维经斯基说:“李先生,你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你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主义,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你们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由于维经斯基是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老成持重的李大钊含糊地说:“我们自己已经有了想法。”他提议维经斯基赶往上海,采访陈独秀。

“我们与陈先生素未谋面,不知他能否接受我们的采访?”维经斯基赶紧说。

“我给你写封信,看了信,他会接待你们的。”李大钊提笔写了一封介绍信。

拿着这封信,维经斯基等人又风尘仆仆地赶往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晤谈。在上海,维经斯基谈得更加直白:“中国青年学习、研究西方新思潮,虽然形成了潮流,但是有两大弊端。第一,太复杂。思潮中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思想界十分混乱。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

陈独秀何等聪明的人,他对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人说:“他有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希望我们组织布尔什维克党。”

维经斯基的京沪之行,加快了南陈北李建党的步伐。陈独秀说干就干,开始物色第一批成员,起草党章党纲。这时,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该取什么名字?是叫中国社会党好,还是叫中国共产党好呢?陈独秀拿不定主意。每到陈独秀犯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李大钊。他一向佩服李大钊思想上的谨严、缜密和深邃。

1920年8月,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受陈独秀之托来到红楼。

“李先生,仲甫要我专程向你请教一件事,还说这事在北大只能与李先生谈。”

李大钊问:“什么事这么神秘?”

“仲甫问即将成立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好?”

“他不是已经取名了吗?”李大钊有些疑惑,他拿出《新青年》第八卷,翻出第一期陈独秀文章中的一段话:“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国家出现的一日。”

张申府问:“你觉得叫社会党妥吗?”

李大钊态度坚定地说:“我认为叫共产党好,原因在于我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陈独秀听从了李大钊建议,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将上海发起组的党纲送给李大钊指正。李大钊与张国焘商量后,写信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同时加快了北京小组的筹建步伐。

北大图书馆有两间宽敞的房间,名叫“亢慕义斋”。这四个字读起来拗口且不说,还晦涩难懂,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这又是李大钊的一个创造,亢慕义斋即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1920年9月,李大钊在亢慕义斋组建了中国第二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最早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三个人是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

南开才女刘清扬为避免张国焘的感情纠葛,婉拒李大钊的邀请,没有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留下终生的遗憾。(略)

没有仪式,没有歌声,没有标语,只有一束早已枯干的花朵作为装饰。13个年龄不一、口音迥异、装束不同的年轻人在上海秘密集会,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篇章。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同时缺席,大会推举张国焘为“一大”主席。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建后,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又吸收邓中夏、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加入,小组发展到15人。11月底,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正式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周刊。

李大钊宣布,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组织、教育、青年团、学生运动等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成绩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

长辛店距北京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三千余名。为了解工人的切身需求,张国焘找到这里的一个熟人,问:“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什么?”

熟人与工人们商量了一下,表示:“小孩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

张国焘得到启发:开办学校是接近工人群众、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北京小组接受他的建议,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接受教育。

开办学校需要经费。当时,北京支部每月只有李大钊资助的80元钱,用于《劳动音》的出版发行和维持各种必要的开支之后,所剩无几,而租房、购买教具、聘请老师、招收学生、广告宣传都需要用钱。张国焘不愿再向恩师开口,自己又没有积蓄,无奈之下,悄悄地把冬衣送往当铺,用典当费填补经费空缺。

有同学在当铺前看见了张国焘,嘁嘁称奇:“特立,你身体真好,寒冬腊月穿夹衣不觉得冷,还把冬衣典当了。”

支部成员知道其中原委后,非常感动,提出凡参加支部的各位同志都要量力捐献部分经费,共渡难关。11月21日,张国焘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第15期上发表《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一文,介绍了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和《简章》。

12月19日,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乘火车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及其子弟踊跃报名参加补习学校。

“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为什么得不到饱暖?那些官僚、政客、资本家不出一分力,为什么能够住高楼大厦,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他们的衣食住所从哪里来的?”张国焘提出一大串问题。

“是啊,为什么?”工人们平时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也觉得疑惑。

“是剥削。他们身上穿的,是织布工人做的;他们嘴里吃的,是农民兄弟种的;他们乘坐的火车是我们开的。他们是靠剥削我们的血汗过着安逸的日子。没有我们,他们能活吗?”张国焘继续启发。

“没有我们,他们连屎都没有吃的。”一个工人的粗话引起哄笑。

“对呀,这位工友说得好!没有粮食吃,他们到哪里去找屎吃?但是,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因为我们没有上学,没有知识。”张国焘恰到好处地点到正题上:“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就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当享受同等的教育和幸福。”

工人们不知道亚当·斯密是何许人,但“人人平等”、“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听了入心,于是争先恐后地报名。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到学校讲课。他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作斗争,讲怎样组织工会和政党……

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师们一有闲暇,就到工人家里去谈心,并把自己编的歌谣念给工人听,如“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他们还把歌谣谱上曲教工友演唱。

劳动补习学校成效显著。1921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在北京支部的精心组织下,一千多名工人在长辛店集会。会上,工人代表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工人们第一次手举写满各种标语的小旗,高呼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大街上走过。

游行见诸报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共产党》月刊热烈地欢呼它“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张国焘的头上,又添加了“工运领袖”的桂冠。

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继上海、北京之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城市先后建立了本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旅日、旅法党的早期组织也相继成立。这表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臻成熟,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

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帮助下,上海共产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分别致函各地早期组织,通知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博文女校集中,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陆续到达上海的各地代表共有13人,他们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列席会议的还有两位留着浓密络腮胡子的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透视这个名单很有意思:

从年龄上看,“一大”代表多为热血青年,他们之中超过40岁的仅有何叔衡(45岁),不到20岁的只有刘仁静(19岁),其余均为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这个平均值正好等于毛泽东当时的年龄;

从籍贯上看,“一大”代表中两湖人士占绝大多数,其中湖北人最多,有5人,即董必武(湖北黄安)、李汉俊(湖北潜江)、包惠僧(湖北黄冈)、陈潭秋(湖北黄冈)、刘仁静(湖北应城)。湖南人次之,有4人,是毛泽东(湖南湘潭)、李达(湖南零陵)、何叔衡(湖南宁乡)、周佛海(湖南沅陵),两湖人士相加竟占到9人之多;

从学籍上看,“一大”代表中北京大学学生和留日学生居多,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是北大的毕业生,加上在北大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短期工作过的毛泽东,共是5位,而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4人则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从成分上看,“一大”代表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工人代表。在一大召开前全党50多名早期党员中,只有武汉的郑凯卿出身工人。

这个名单可以反映出很多的历史信息,例如,北大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策源地之一,新旧思潮斗争最激烈的两湖地区将成为中国革命人才的主要荟萃地,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一条先进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这个名单也留下一些历史的遗憾。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拓荒者,他们像辛苦的农夫,披荆斩棘,荜路蓝缕,播下种子,等到嫩苗出土时,他们却不在跟前。长期以来,人们对南陈北李不约而同地缺席“一大”感到蹊跷:这是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抽不开身。

当时,李大钊既是北京大学负责行政管理的校务秘书,又是北京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正领导各校员工为反对军阀政府断绝教育经费、拖欠教职员薪金展开大规模的索薪斗争。张国焘回忆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也无法赴会。他正在争取经费,以便修葺校舍,只好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分别作为广州代表和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参加。

陈独秀、李大钊同时缺席给了张国焘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代表们聚集到上海后,7月22日召开预备会议,第一个问题是确定会议地点。本来大多数代表都住在博文女校,女校内教室、会议室、公寓、厨房应有尽有,校长黄绍兰更是古道热肠,就近在女校开会是最方便的事情,但问题就难在两位列席的外国人身上。博文女校,顾名思义,师生均以女性为主,现在不仅要住进一大批须眉大汉,还有外国人经常出入,太惹人注目了,一旦被密探发觉,堵住大门,全体代表将插翅难飞。

正在为难时,李汉俊说道:“如果这里不安全,就到我家去开吧!”

李汉俊的寓所,位于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距离博文女校几分钟的路程。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一楼为餐厅、书房、客房,二楼为主人住所。一楼最大的房间为餐厅,一张大餐桌可以围坐二十多人。

李公馆居住着李汉俊和他的哥哥、国民党元老李书城。李书城已于春天赴湘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偌大栋楼房就剩下李汉俊一家,正好派上用场。

7月23日正是周末(星期六)。这天傍晚,一些教授、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陆续走进李公馆,他们围坐在餐厅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四周,神情肃穆地等待开会。

晚上八时许,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揭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这是中共历史上惟一在餐厅里召开的大会。没有仪式,没有歌声,没有标语。惟一的摆设是细心的女主人把几个月前办喜事用过的鲜花又重新插在了花瓶上。虽然花萼已经干枯,颜色开始消褪,但放在餐厅上仍然增添了几分喜庆气氛。

南陈北李都没有来,谁来担任大会主席呢?李达是东道主,按理由李达主持,但李达很谦虚,说:“还是在外地代表中推荐吧。”

“既然大家客气,我就先代一次会议主持吧,等选出组织,就不需要这样推让了。”张国焘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张国焘于6月间先行一步来到上海,协助李达筹备会务已有一段时间,对各地情况比较了解。

大会指定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张国焘宣布大会开始后,首先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提出大会的议题为三项: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大会第一天主要是听取马林作《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马林的报告长达三四个小时,加上翻译时间,一直开到子夜时分。他讲完话,张国焘宣布休会,代表们分批离开李公馆。

此后一连几天,代表都采取昼伏夜动的方式,趁黑进入李公馆,在黎明之前返回博文女校。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

张国焘代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向大会作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份全文6000余字的报告介绍了北京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状况,汇报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和主要活动。在结束时,张国焘说:

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社会,一系列令人难忍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的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不轻。

各地代表都在会上发了言,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只有张国焘和陈公博的发言材料。

7月25日和26日,大会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的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这时,会议初期的平静气氛被打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是在讨论党的组织原则时,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李汉俊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基于同样的观点,他提出党员的条件是不分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参加党的一定组织并担负党内一定工作,并不重要。大多数代表不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建成一个松散的、软弱的学术团体。

其次是在讨论党的现阶段斗争目标和策略时发生分歧。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国、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

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说:“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张国焘等多数代表不赞同李汉俊的观点,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该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

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党员能否在现政府中做“官”?有人认为可以,大部分人认为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该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要求主席裁决。

张国焘也拿不定主意,便对毛泽东、周佛海说:“把大家的发言都记录下来,有争论的问题,等下次开会时马林来了再作结论。”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年近四十,身材高大,虎背熊腰,一脸的连鬓胡子,戴一副金丝眼镜,既有军人的气质,又有知识分子的风度。他热情洋溢地代表共产国际致祝辞:“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接着,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职能、组织、使命和它与中共的关系。

经过一次次的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活跃”与“争论”是“一大“进程中的两个显著特色。无论是在起草时还是在讨论中,无论是在会上还是在会下,人人都在争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谁都想坚持真理,谁都不愿意在争论中轻易让步。几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与党内干部谈起“一大”时曾经感慨地说:“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都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的人也差不多。”但是,这些涉世不深、所知不多的青年都有一颗救国拯民、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正是由于拥有一腔赤诚的热血和一个共同的目标,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在讨论中趋向一致。

在“一大”上,张国焘的活跃与毛泽东的沉静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即24日的发言,介绍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情况。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不像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在张国焘引经据典、进行理论争辩的时候,他在聆听、思索。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由于注意力过于集中,有的代表在窗前向他打招呼也不曾看到,以致被有些人讥笑成“书呆子”、“神经质”。

虽然毛泽东发言与交锋不多,但张国焘对于他的智慧和辩才还是颇为忌惮:

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没有人否认张国焘的组织才能和煽动能力,但是他杰出才能背后的狭窄心理一直为一大代表所诟病。“陈公博”甚至认为,正是张国焘对李汉俊的无端猜忌,一度使大会濒临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