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寒17日迅雷:我国消灭传染病纪实:1952年全民灭蝇1亿4千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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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灭传染病纪实:1952年全民灭蝇1亿4千万只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17:43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消灭传染病历史纪实

  在中国消灭天花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1959年,世卫组织才终于开展了全球天花消灭行动。而此时,中国还不是世卫组织成员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北京报道

  点上疫苗,用一支较粗的针在酒精擦过的皮肤上划一道,伤口不能出血。随后,伤口处会出现红色斑疹,后变为丘疹,2 ~ 3天后变为疱疹,再转为脓疱疹,逐渐干缩结成厚痂,大约1个月后痂皮开始脱落,留下疤痕。

  这道疤痕,在几乎所有1980年前出生的中国人臂膀上都存在着,就像一个模糊的年轮。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经历——接种天花疫苗。那是一场全民运动。

  数据显示,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而从1963年之后,中国每隔6年仍然要普种一次天花疫苗,直到1981年。

  在全球扑灭天花委员会宣布已经彻底消灭天花的一年多之后。1981年,中国宣布停止种痘。“虽然如此,北京为了巩固成果,又连续种了3年。”北京市疾控中心老专家戴科对本刊记者说,所有的疫苗都是免费的。

  全民种痘行动

  “控制传染病有3种状态——消灭,比如天花;消除,比如脊髓灰质炎;还有一种状态是控制,那就比较多了。”戴科说。

  对于媒体报道中说到中国已消灭了3种传染病,他并不清楚是哪3种。“只有天花可以说是消灭了,脊髓灰质炎是基本消除,部分消灭。”他说。接种天花疫苗几乎是全民记忆,对于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事疾控防治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更是抹不去的生活痕迹。

  “小孩也种,大人也种,需要的种痘员很多,我们经常要培训他们。”从1957年开始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工作的黄素娟今年已经78岁,“那时候要求60岁以下,除了有禁忌症、外出、临时发病等情况外,必须普种,接种率必须要达到80%。”

  北京在1950年天花疫苗接种率就已经达到了80%。那一年,北京有80万人接种了牛痘,再加上1949年接种的31万人,已经建立起了预防天花的屏障。在新中国的大中城市中消灭天花,北京应该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上海,比北京晚了一年多。

  在1969年之前,接种的天花疫苗都是牛痘苗,这种疫苗的成熟度不如后来的组织培养疫苗。“种痘后出现一些异常反应是难免的,即便是组织培养疫苗也可能有异常反应。”在黄素娟的记忆中,有一次北京曾经有几十例的异常反应。

  “1963年,我曾经看到过两例,是坏疽痘。”戴科说,全身痘、紫癜等异常反应都可能出现。而那个时候,基层种痘员的技术素质较差,出现异常反应一般都要找到北京市疾控中心来。

  疤痕留下了,天花在中国真的消灭了。这比全世界消灭天花早了十几年。在中国消灭天花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1959年,世卫组织才终于开展了全球天花消灭行动。而此时,中国还不是世卫组织成员国。

  灭蝇1亿4千万头

  北京解放后,新成立的公共卫生局就设立了防疫班,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1950年2月这个防疫班扩大为防疫队,并且在北郊、北辛安、门头沟、丰台、青龙桥、第八区、第九区等原有卫生所的地区设立了防疫站。

  同时,公共卫生局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14种法定传染病(即: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乙型脑炎、回归热、伤寒及副伤寒、斑疹伤寒、痢疾、麻疹、黑热病、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中,鼠疫、霍乱、天花被称为3大烈性传染病。

  在由北京市卫生局老专家刘国柱编著的《北京卫生志》上,一些数据看上去极为惊人。“1952年,首都人民进行灭蝇活动。首先推广东郊区三里屯小学在厕所、墙边、污水池等处挖苍蝇蛹的办法,在全市春天开展了挖蛹活动。共挖蛹约计2亿多个。夏、秋季采取捕打和药物灭蝇活动,对53172个阴沟、污水池、粪坑、粪场、垃圾堆和56000余户住宅,喷洒杀虫药剂灭蝇。全年灭蝇1亿4千万头。”

  作为四害之首的老鼠难逃浩劫。在1956年2月,仅仅北京市在一个月之内就捕鼠1600万只。直到1972年,时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的戴科还从北京市财政局顺利领到20万元的灭鼠经费。“那时候的20万元,可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戴科说。

  从1919年至今,鼠疫在北京从来没有发病,目前从全国来看鼠疫属于控制范围内,对此,灭鼠行动被认为成效显著。但也有人认为,现在是鼠疫静息期,人间鼠疫虽然得到控制,但鼠间鼠疫很难预测。

  灭鼠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保护粮食,“一个老鼠洞可以藏100多斤粮食呢。”戴科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紧缺,同样因为粮食问题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却被林业救了。

  1959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正式宣布:麻雀对粮食生产有危害,但它是林木果树虫害的天敌,灭麻雀对林木不利。1960年3月,中央指示,不再打麻雀,改为灭臭虫。

  天花被消灭了,鼠疫被控制了,而霍乱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也几乎销声匿迹了。但在1965年,北京市又出现了一例霍乱病例。“所以,那一年之后又开始打霍乱疫苗了。”北京市疾控中心老专家唐耀武说道,但霍乱疫苗的效果并不好。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霍乱完全可以治愈,霍乱防治也就完全脱离了疫苗。

  秘诀仍然是高效的政治动员

  1957年初夏,毛泽东接见当时的上海医学院一级教授、我国流行病学重要奠基人、血吸虫病防治专家苏德隆。毛泽东问:“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苏德隆说:“不能。”毛泽东又问:“五年呢?”苏德隆说:“也不能。”毛泽东又问:“那七八年呢?”此时,旁边有人杵了杵苏德隆。苏德隆回答道:“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

  为兑现“限定年限消灭”的诺言,1958年初,苏德隆在上海血吸虫病最为严重的青浦摆开战场,成立了“血防试验田”。彼时还没有调往北京防疫站的戴科就在苏德隆组建的队伍之中。

  在河道纵横、水网密布的青浦,要消灭巨量的血吸虫宿主—— 钉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德隆的队伍开始发动群众,抽干河水,铲除浅滩,重砌石岸与码头。并用砒霜加上石灰,自制砒霜钙,喷药灭螺。由于砒霜钙有毒,不小心沾到皮肤上,不少人因此而手脚发炎、溃烂。

  “最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发动群众,打捞钉螺,然后晾晒、焚烧、喷药,杀死钉螺。”戴科回忆说。那时候,他们提出的是“毁其居,灭其族”的灭螺方针。3年之后,他们取得了成果,家家户户敲锣打鼓送瘟神。

  但这一幕被江西余江县占了先。1958年,余江县率先在全国消灭血吸虫病。

  余江县的秘诀仍然是高效的政治动员,组织全民挖沟挖土填埋钉螺。那几年,一首歌谣迅速在余江传唱开来:国民党不倒,苦难无尽头!瘟神不驱走,生命终难保。

  在《国家历史》一篇回忆余江县灭螺大跃进的稿件中,对于现场做了这样的描述:工地上竖立着木板钉的大横标语牌,一块板子一个红字:“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标语旁,15面红旗迎风招展:“马岗乡灭螺大军”、“青山乡灭螺大军”??15个乡4000多个民工展开劳动竞赛,打夯声,欢呼声,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三个昼夜,完成了预定5天的任务。

  余江县参加灭螺的人基本都得过血吸虫病,查出来就立即去治疗,治好了就马上回到工地灭螺。当时在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

  前去考察的苏德隆在询问了填多少沟,挖多少土石方,上多少民工,一个劳动日多少报酬,补助多少,义务多少等等问题之后,感慨道:“此塘钉螺可用药杀,一次不行,两次,这比民工填土合算。”在1958年“拔白旗”政治运动中,他的这个意见被称为“刮起一股阴风,否定土埋钉螺”。

  牛郎欲问瘟神事

  余江县的血防攻坚战并没有在1958年结束,直至今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血吸虫的防治工作一如既往的艰巨。而疾控防疫水平全国第二的北京,却在2003年遭遇了“非典”。

  “非典确实没有想到。”唐耀武告诉《望东方周刊》。虽然北京市的疾控防疫水平在国内已经很高,但在非典之前,疾控防疫工作并没有得到充足的重视。

  “北京市防疫站在北京整个卫生系统的经费中只占5%~8%。”《北京卫生志》编撰者刘国柱对本刊记者说,绝大部分的经费都拨给了医院。“防疫站耗资几千万的一栋业务楼,盖了十年才盖起来,而有些医院几十亿的大楼随便盖。”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从事防疫工作的黄素娟还因为经费问题与领导打了一架。那时,由于北京市已经连续3年没有出现小儿麻痹症病例,黄素娟所在的计划免疫科准备就此做一些监测工作,需要进一些仪器。向上级申请多次,均以没有经费告终。愤怒的黄素娟与直接领导发生了冲突,但仍然没有要到钱。

  “没钱的时候太多了,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出现流行性腮腺炎病例,我们却没有本地资料(包含原来疫病谱、人群现象等内容的数据库),我们需要和基层工作人员合作做流行病学调查,也可以补助一下生活贫困的基层人员,但申请了半年也没有申请下来经费。”黄素娟回忆。

  后来,他们仍然坚持把调查做了出来,在黄素娟的坚持下,最终按照每个病例几角钱的标准对基层人员做了微薄的补助。“算起来总共才几千块钱。”

  非典之后,北京市对于疾控中心的支持改善了许多。唐耀武说道,对于疾控防疫的重视,不能只是落在口头上。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目标,2012年,全球将消除麻疹;2020年,全球将消灭疟疾,但业内专家指出,疟疾疫苗的科研进展并不顺利。与此同时,新型传染病的恐怖已然笼罩在人类的头上。

  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