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准备注会会计:联合政府之梦:中国民主党派的前半生(1945-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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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八个民主党派,有五个是在抗战胜利前后所创立,另外三个党派的历史虽然要早些,但其组织的活跃与发展,同样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有关。时至今日,这段历史已经翻过了一个甲子。
从“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仍在中国的大地上熊熊燃烧之际,政治家们已在思考战后国家的重建问题了。当时,一般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已经厌倦,实现政治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在野的中间党派开始组合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不断提出实施宪政的政见,批评国民党的独裁政治,要求实现西方式的民主。例如1939年组成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民主同盟的前身)信约中,就提出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12条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度消沉的民主宪政运动再度兴起。1944年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督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国内政治力量,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第一步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协议组成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则在将来经过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对于当时中间党派所主张的“军队国家化”,毛也表示了谨慎的赞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宪政的诉求,及其在陕甘宁边区所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样板,吸引了中国的中间势力党派。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联袂访问延安,在谈到如何摆脱政权腐败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种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中共与中间党派的蜜月由此开始,并在同年秋的重庆谈判期间达到高潮。毛泽东的一阕咏雪词风靡了山城,国共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以及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满足了人民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的憧憬。
但和平的迷梦很快被内战的阴影所替代,在国共两个军事集团的摩擦阶段,第三方面积极奔走调停,同时不断对两党提出批评建议,也招致了双方的不满。1946年是个转折之年,无法避免的内战终于爆发,同时导致了第三方面的分裂,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另一部分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1948年,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军事失利,一次最重要的政治洗牌终于到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多数中间党派的响应。各党派负责人分批秘密北上,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这些中间党派,也由此开始被称为民主党派。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重申新民主主义的理念。他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他也用很大的篇幅主张“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综观毛这一时期的言论和文章,较多的是对新政权国体和政体的思考,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及推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思路也初现端倪,并公开转向“一边倒”的亲苏外交政策。这些与《论联合政府》一文的立场已有所不同。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除特别邀请人士外,与会的45个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四类。14个党派单位中,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11个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基本上实现了中共的“三三制”原则。
关于各民主党派代表人选的提名与确定,救国会代表宋云彬在日记中谈到:“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的。”黄炎培也在日记中记载,民建内部多人反对提名冷遹任政协代表,但中共“潘汉年坚持,越反对越坚持,卒不敢有异议。”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大宪章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著名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直接选举产生,但确实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共同纲领》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确认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注、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并对新政权的性质作了如下表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共同纲领》保留了联合政府的理念框架,对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并未以文字加以强调;对于国家的武装力量,则规定“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显示出对“军队国家化”的认同。
新政治协商会议被认为是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的尊重。非中共人士张澜、李济深、宋庆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占六位副主席中一半;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担任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部长以上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
这种安排在中共党内也引起了不满,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新政权成立后,民主党派的组织结构也有所整合。1949年11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救国会于宣布解散。11个民主党派中,最终保留下8个迄今。
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很快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体现出来。历史上各民主党派内都有中共秘密党员,某些民主人士也曾秘密或公开地加入共产党。新政权成立以后,一些共产党人被安插进民主党派。根据中共的要求,各党派撤消了在港澳和海外的支部,并承诺不在军队中发展成员。
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成员的领域。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科学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各民主党派的经费,以往都是通过捐助等方式自筹,例如民盟总部在北京购买办公用房的费用,即是由民建赞助。自从成为新政权的成员之后,民主党派的经费及人员工薪也变成由国库支出。
新政权成立后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也对民主党派造成相当的影响。例如民革主要是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政治派系,但与旧军政及地方势力渊源较深,在土改、镇反运动中受到的触动比较大;又如民建是以民族工商业家为主体的政党,“五反”运动中,中共统战部一度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很多会员遭到斗争甚至自杀;思想改造运动及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等,也触及了很多文化、教育界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但民主党派对于中共出台的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评权。例如黄炎培曾主张“江南无封建”,对土改政策有所质疑;梁漱溟因反映农民生活太苦而遭到毛泽东的责骂时,陈铭枢当场要求毛为梁的言论定性;统战部提出民建发展成员应以“中小(资本家)为基础”,章乃器表示不同意;对于出兵朝鲜、粮食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民主党派中也有相当多的负面意见。
1954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原先的《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也令人瞩目,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领导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至此,党外人士在国家高层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和比例,均比建国时下降。此后,国家政权的联合政府的色彩更趋淡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而在1949年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
从“改造资本主义”到“改造民主党派”
1952年“五反”期间,习惯于用政治、军事思维规划一切的毛泽东,开始考虑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时作出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3年毛泽东又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原来设想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了。同年9月7日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的讲话。从第二年起,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进程就开始了。“对资改造”在1956年初掀起高潮,年底基本完成。
1956年,毛泽东对民主党派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八大”正式确定了这一方针。但有不少民主党派成员私下表示“监督不了”、“监督不敢”。毛泽东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对于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1955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地震,不久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更引起毛泽东的警惕。自1956年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民主党派的政治批评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出台。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广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中共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民主党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
关于民主党派的发展方针问题。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1952年提出“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对于过去协议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章伯钧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些人对我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认为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有些人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实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
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主张重新审理“三反”、“五反”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罗隆基、章乃器等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座谈中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对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人指出:“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许多人对中共划定的民主党派发展方针表示不满,对政协的工作感到有名无实,章伯钧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对此,毛泽东提出:“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11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重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同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召开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民主党派人士也多已缄口不言。但毛泽东的竭诚邀请,重新激发了他们的参政热情。批评广泛涉及政治民主、法制建设、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观点:“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 “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对中共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批评浪潮,在全国的机关团体和大专院校迅速蔓延,形势有失控的危险。在毛泽东的部署下,“整风”于6月初急转为“反右”。通过这场运动,全国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其中不少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成员。“反右”给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重创,《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在“反右”以后相继被收编,党外民主被“一言堂”所取代,民主党派从此被戏称为“花瓶”。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7月制定的《改造民主党派的工作纲要》认为,“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作用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工具的作用日益加强”。1959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部长名单中,党外人士比例由上届的37%降至22.8%。
毛泽东在“反右”后乘胜追击,对1956年党内的“反冒进”进行了清算,于1958年发动并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随后,他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中共党内民主也遭受重大挫折。至此,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的共和国民主法制建设,逐渐被人治所取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3、24日,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自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陆续贴出“通告”,表示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随着红卫兵运动的狂潮从北京向全国各地席卷,民主党派人士横遭抄家、批斗、殴打、侮辱,民主党派濒临灭顶之灾。
“文革”期间,民主党派组织停止活动长达10年之久,一些成员遭到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恢复活动。
2006年6月15日 风雨读书楼
《凤凰周刊》2006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