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are one郁可唯:体制之殇:平庸的教育者(原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我爱散文网 时间:2019/09/20 22:44:48

体制之殇:平庸的教育者(原创)

2010-06-15 09:12:27

归档在 教育随笔 | 浏览 2614 次 | 评论 6 条

 

那日,《城市中国》Z君来访,谈及,我对教师的“第一感”。脱口而出的两个字,惟有“平庸”。非要追加二字,当为“相当平庸”是也,没有别的答案。说明两点:其一,话语所及,并未将自己置身圈外;其二,在我看来,教师职业的内涵,当在于“思想,并启迪思想”,仅此而已。其中的“思想”,前者动词,后者名词。前者言指教师,后者言指学生。而学校,无非一接受、交流与生成思想之公共平台,别无它义。巴菲特、索罗斯流,纵横资本市场数十年,均非泛泛之辈。世人言其出色,第一指标便是他们都是一等一的赚钱圣手。尽管索罗斯很有思想,堪称波普尔门下走狗,但,欲从“投资大师”的视角去界定的话,首要的,还是得数数他赚了多少钱。故此,言教师之“平庸”与否,仅拿“思想力”为标尺,别无其他。
    言及教师之平庸,并非刻意自虐,亦非吹毛求疵。尽管,江山代有教师出,各领优秀数十月。即便长盛不衰如魏书生老师,数十年如一日,红透大河上下大江南北,梦醒总统套房,贫瘠犬儒如故。至于潍坊教育局长某公,扬名立万基础教育界者,无非“抓高考要抓出血来”。半句惊世通言,端的杀气腾腾。北京某重点中学前校长曾经放言,“中国基础教育世界一流,办坏的,是高等教育。”依据是,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数竞赛,连年承包金牌,而北大清华,却沦为哈佛预科班。我在想,说美国“钱多”,似难以构成中国学子孜孜以求的充分理由;而中国“人傻”,或可作为大批聪明人背井离乡的最大动因。人怎么才能够傻一些更傻一些?必答曰,剥夺其自由思想之权利,即可。
    清华美术博导、油画大师陈丹青,在连续4年未能招到一名硕士生之后,终于愤而辞职。他说:“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陈丹青认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恪寅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诚哉斯言!
    普天之下,教师纭纭,“对体制的不适应”者惟丹青君一人乎?非也。而能够公然“拒招”,声言退出清华者,却非之莫属。起码的常识在于,不靠体制开饭,方可言及自由。手执绿卡来去,自然人格独立。如此,陈丹青君之宣言做派,对“最广大”之中国教师而言,仅只“远观”,岂可“亵玩”!拿自己及老婆孩子的饭票玩,谁玩得起?陈丹青其人其事,无可复制。即便就高校教师而言,已属奢侈。对广大基础教育从业者来说,简直天方夜谭荒诞不经。中国要崛起,必当“科教兴国”。谈及“科教”,“教”又在“科”之前,作为其前提而存在。教育者之平庸,对意欲崛起的中国而言,确属“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列。在我看来,广泛发生的基础教育从业者“思想力”之平庸,其因缘,大致有三:其一,教育行政化之高压;其二,教材大一统之禁锢;其三,教师自身之“原罪”。
    “官本位”乃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文化之流弊,当今教育亦难以幸免。为避免触及敏感,姑且以“教育行政化”这样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命名之。表现有二:其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取代了学校的教育主体地位,学校沦为行政官员捞取“政绩”的基地;其二,学校内部,“官本位”横行,教师处于各种“行政管理”的枷锁之中,几无人格尊严之可能。社会、家长、学校、上司包括教师个人物质利益,万流归一,无非“高考”,无非“成绩”。成绩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成绩就是分数。被异化的教育,必当压扁教师。“形势”所需要的教师,从来不是“思想者”。惟有把自个儿打造成合乎时宜的“操作者”,才有可能在严酷的现实利益竞争中分得一杯残羹。前年去江苏,闻知该省高考强区南通,有学校居然每天排出18节课来,数据背后,其残酷为何如!抛开学生不提,即就教师,其身心压抑疲惫,早已超越《劳动法》规定之极限。面对此种惨状,论及思想、自由及其花朵,无异奢侈之至荒谬之至!
    教育行政化之苛刻,还表现在,基础学校中,普通教师对学校建设几乎没发言权可言。虽说,每所学校都堂而皇之地设有“教代会”等民意机构,但事实上,学校从经费开销到管理层任命等等关涉“权与钱”的大小事项,普通教师基本上不具备任何发言权。加班加点地劳作,成了普通教师群体唯一的权力,堪称“无权者的权力”。由于教育资源高度行政化,各色各等官员把持着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及其调配权,于是,对官员的忌惮成了基础学校教师普遍的心理红线。如此,教师将 “被塑造”成以下三种形态:拍马溜须型;唯唯诺诺型;孤愤落寞型。第一类,不会去追逐思想,因为,他们就是冲着实惠去的一群。第二类,已经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混口安稳饭吃,即可。第三类,可贵而稀有,他们中,将萌生中国基础学校中最有思想力的教师,但,他们却势必成为领导眼中的刺头,日子不会好过。
    再说教材。说起来,全国人民一套教材的日子俱往矣,好事。但,无论人教版苏教版,覆盖所及,依然构成尾大不掉之垄断。这样的时候,和以前并无二致,最广大的基础学校教师,依然处于本无所择、照本宣科的境地。从法理上讲,学校与教师唯一所应秉持的,无非真理的发现与传扬。所谓真理,无非有二:一为真相,二为信仰。现代民主政体中,信仰,被视为公民个体权利,学校与教育均无权干预,更遑论灌输。自由市场,从来就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观念与思想依然。当社会被视作马克思所言之“自由人共同体”的时候,个人便拥有了“社会目的”的神圣地位。所谓“国家为人而设立,而非人为国家而存在”是也。由此出发,彼处的学校――无论大学抑或基础学校,无不以成全拥有独到感受力与判断力之个人为己任。
    如此说来,学生及其利益代言人家长、教师与学校,自有着选择乃至编纂教材的权利,自有着依照自己的立场和学养诠释文明的权利。而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言论――包含教材文本以及对教材文本的生成、处理与个性化诠释,均应作为现代教师无可让度之权利。矗立其后的,自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一干基本人权概念。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格局多元,孔墨老韩,兀自开坛授徒,行走邦国,俨然一思想言论之“自由市场”,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唯一星空璀璨众神狂欢的年代。遗憾在于,昙花一现之后,秦皇汉武,联袂绝杀,唐宗宋祖,坐井观天,中国思想从此凋零,繁华不再,流水落花去也!机关之中,师爷纭纭,而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从此断种,风流无觅。
    真正的教师,不一定的是思想家――那些个光荣称号,留待后世分封,并不急待现在发生。但,作为教师,一定得有思想。有思想的前提,在于拥有思想的权利。这些个权利,只能以自由自主地感受、评价、诠释世界与文明而来。以此观照,当代教师――尤其基础学校教师――其贫瘠悲惨为何如哉!照本宣科,罪责首先在“有本”。“本”的存在,罪责有三:其一,成全教师的懒惰,造就懒惰的教师;其二,封杀教师的思想,造就没思想的教师;其三,使教育矮化为“教书”,使学习异化为“读书”,乃至“背书”。似乎,从来没人去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此下去,除了垃圾还是垃圾,凭谁问,长此以往,这世界还会有“书”么? 一个对“书”没有个人观点的教师,又怎么有资格“教书”!
    借用托翁名句格式:杰出者都是一样的杰出,而平庸者,各有各的平庸。川人皆知“湖广填四川”,但,四川的历史老师依然得把屠川魔王张献忠的名字列入“起义领袖”。这样虚假之至的信息,被称做知识,还得命令学生背下来。语文老师面对这样一个语境的时候,如我,肯定不知道该怎样解释那个伟大光荣的“义”字。一个富人为富不仁,算不义。那么,一个穷人杀人放火,就属“义举”了么?失败了的农民造反叫“起义”,而成功了的农民造反,充其量叫“起事”罢了。我们的教材中,充斥着这样一些个公然的谎言,公然的多重标准。你想,这样一个老师,不时,得在课堂上当中散布“历史性谣言”,其痛苦为何如哉!一个连说真话都不得的人,怎么会有一种浩然之气,又怎么能够得到学子们由衷的钦佩和推重呢?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基本逻辑的人,想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大约,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易多少!
    教师的平庸,亦来自于,他们思想权利的被剥夺。说起来很惨,惨就惨在,太多的教师,从来就没有拥有过思想的权利。改革开放初期,一位曾身居高位的文化官员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当然,他老人家的痛心疾首,批判锋芒所至,或许仅及“林彪、四人帮”。但,这句话本身,自有它超越具象话语背景的象征力。当代教师,无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极权社会到威权社会的所有残忍、狭隘和鄙陋,早已渗透了他们从肉身到灵魂的每一细胞。除此而外,构成他们思想的另一源泉,主要,还是由毒液构成。“儒表法里”的驾驭术,辖制过他们。接受、内化之后,照样用以辖制他们自己的学生。学校和教师强烈要求学生“尊重老师”的背后,所依恃的,还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古旧枷锁!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名曰《当代教师的原罪》。关于“思想权利”,说剥夺,那还属奢侈。想想,从来就没有过,何谈剥夺乎!于是,面对这样一张张无辜的脸庞,你只能借来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概念,张冠李戴为――当代教师的原罪。
    “思想”是一种习惯,而当代教师的大部分,基本上,从未建立起来过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拿世纪之交从大学刚毕业的“新教师”来推算一下,12年前,也就是1980年代末期读小学,那时,所谓“应试教育”早已成了气候,“学习”一词,在他们的经验中,或许,从来就等同于“做题”。他们做了教师,自然,会轻车熟路地捡起自己曾经有过的经验,以之作为自己职业行为的准则。因为,人,无论是谁,均很难超越自己的经验行事。一个学生丢了东西,怎么办?基础学校教师,在这种情势面前,经常,得客串侦探和刑警队长的角色――破案。我曾经就职的一所学校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当时),就遇到过这样一桩案例。她的办法很简单,让全班同学每人拿出一张纸,写上“自己认为”的小偷的名字。小偷是“选举”出来的么?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种“想当然”的处理策略,是谁教给她的?这桩偷窃案件,如果真按照她的方式去判决,那么,必然酝酿出一则微型的“人权事故”。
    关于教育,关于基础学校,关于教师,有太多的话可以讲。篇幅所限,就此打住。打不住的,是对教育、学校和教师的热望。平庸的教育者,乃体制的产物。同时,这种平庸,又将进一步强化某种本已腐朽的体制。“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陈恪寅先生70年前的热望,到了今天,我们还要将其束之高阁么?马克思先生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解读,惟“自由人共同体”而已。胡适先生言道,“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中国教育的进步和发展,我想,其要义,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