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ah stocking vine:华国锋的几个重要历史时刻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我爱散文网 时间:2020/01/28 08:26:48

华国锋的几个重要历史时刻

 

  虽然已经很少被提起,但华国锋的名字已经深深地烙印在共和国的集体记忆中。今天,我们摘编那段岁月亲历者的回忆,追忆逝者,回望历史。

  “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后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4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摘自《耿飚回忆录》

  对粉碎“四人帮”的自述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当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摘自吉林省原省长张根生撰写的《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表现

  5月18日晚饭后,父亲耀邦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出一篇,“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共同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耀邦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国锋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国锋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摘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撰写的《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杂志2008年第9期)